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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坚:郑家小事 国家大事

时间:2018-10-15  来源:  作者:

郑坚,1927年出生在台湾彰化县。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台联第一、第二届副会长。用他的话说,他的家庭是“一家四代的‘祖国派’”。郑家几代人接力为台海两岸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振兴,奉献心力。百年来,伴随着两岸的风云际会,经历了无尽酸楚,也迎来欢乐。

1904年,郑坚的父亲郑水河出生在台湾彰化。上世纪二十年代,台湾人民在日本军阀统治下,饱受欺凌和压榨。为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 1921年成立了抗日组织“台湾文化协会”,20多岁郑水河则是其中一员,而“台湾文化协会”是那个年代最著名的抗日组织。

1927年,郑水河在彰化城里发表了一场反日演讲后,被日本政府通缉。为躲避日警的追捕,他逃离台湾,回到祖国——福建祖家,继续从事抗日斗争。同年,郑坚在台湾彰化出生,在郑坚的记忆里,童年时期日本警察三不五时到家里盘问父亲下落的情景仍挥之不去。

1937年全民抗战爆发前夕,一直在福建从事抗日斗争的郑水河,冒着被日警抓捕的危险,潜回台湾,将妻子和3个孩子接到了祖国祖家厦门。全面抗战爆发后,郑水河带着全家开始了长达8年的流浪生活。台海两岸中华儿女都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苦难。

在8年的流浪生活中,郑坚几乎每个学期,都要换一所学校。“父亲带着我们流浪,走到哪里,就到哪里插班读书”,郑坚回忆说,日子虽然清贫困苦,但心怀抗日之志的父亲,已把“祖国”这颗最宝贵的种子,种在了孩子们心里。

在抗日战争期间,流亡在祖国的台湾同胞,组织了“台湾义勇队”。1945年春,时年未满18岁的郑坚在父亲鼓励下,也参加了这支抗日武装队伍,成了父子抗日兵。为了祖国“复疆”大业——光复台湾而战斗。这也是他第一次穿上军装,同年秋天,日本投降,台湾光复。九月间,郑坚就作为台湾义勇队的先遣队员,最先回到阔别8年的台湾家乡。

彼时的台湾,日本虽已投降,但祖国政府尚未正式接管,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经过战争的摧残,儿时记忆中的家乡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郑坚迫切地希望为家乡做点儿什么,于是他和台湾义勇队先遣队员一道,组织民间社会服务队,维护社会秩序,开始为乡亲们服务。

那时,刚刚摆脱日本50年殖民统治的台湾民众迫切期待听到大陆的消息。因为他是“从祖国回来的”,故常常被热情地邀请到各地演讲。那时感觉最奇妙的,是人们对他英雄式的欢迎。毕竟当时他还是个未满18岁的“少年家”。

台湾光复,台湾义勇队“任务完成”而被解散。郑坚回到彰化老家,在彰化女中做了一名语文教员。此时在全岛掀起了学习中国国语的热潮,“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朗朗读书声响遍全台湾。也是从那时候起,郑坚开始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迫切地希望重回学校读书。

1946年,郑坚终于等待了重返校园的机会,当时的中国政府有计划培养知识分子,台湾省政府通过招考,保送百名青年,公费到大陆知名大学升学。郑坚应考,被保送到厦门大学。

当时大陆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全国爱国民主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郑坚一入学立即投入到爱国学生运动中,并成了厦门大学学生运动的“四人领导小组”成员和负责组织各院系学生“秘密读书会”的“地下校长”。也成了厦门大学中共地下党的成员。

1948年暑假,已是中共地下党党员的郑坚回台湾的家度假,八月底便赶回厦门,在基隆港港口,郑坚坐上回到厦门的船,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一走,便是整整50年回不了台湾家乡。

回到厦门大学后的郑坚继续从事着地下党的工作,1949年1月郑坚离开厦门大学,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武装斗争。临行前,他写了一封家书告诉家人:“已离校到南洋做生意,以后再联系”。

离开厦门大学后的郑坚,按照党的指示,深入闽南安溪、永春一带,开展游击战,郑坚所在的游击队解放了安溪、永春等六座县城,有上千人枪,并受命当了几个月的永(春)德(化)大(田)县的工委书记。

1950年新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为解放台湾做准备,郑坚所在的第10兵团单独成立了“台湾干部训练队”,郑坚被任命为队长。此时的他内心激动不已,解放台湾就可以和家人团聚,不料几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从此之后,两岸相隔数十年,郑坚也与台湾的家人彻底失去了联系。

解放台湾受阻,郑坚所在的部队被派去参加“土地改革”,帮助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郑坚兼任区委委员、土改队长。随后转业到地方,分配到福建省农业厅工作,在农业部门一干就是22年。说起这段往事时,已经白发苍苍的老人感慨道:“好像那高雄的半屏山,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一家八口隔着一弯浅浅的海峡,30年音讯全无。”

1974年,已经47岁的郑坚又接到一个突然命令,让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当了副总编,主要负责海峡对岸台湾士兵和台湾民众的宣传工作。身为台湾籍知识分子,又懂得台湾方言,郑坚的特殊经历此时又派上了用场。年近半百的郑坚,第三次穿上了军装。

那时,海峡两岸处于敌对隔绝的时代,无线广播是唯一能收集信息的渠道。许多台湾同胞每天偷听大陆的广播,等待亲人的讯息。直到有一天,郑坚的姐姐写给母亲的信,通过前线广播电台播了出去。对岸的亲戚听到后告诉郑坚的母亲:“听到你大女儿在广播里报平安啦,在大陆,他们一切都很好!”

1981年3月,当时两岸关系仍未破冰,但已经74岁高龄的郑母不再顾忌当局的禁令,从美国辗转来到福州,郑坚父母(郑水河、张快)在福州相聚时,与长子一家拍下了难忘的全家福。30多年未见的一家人不禁喜极而泣,满头白发的母亲拉着父亲的手说:“你怎么把家丢了30年。” 在这之后,母亲在大陆住了近一年。

同年,郑坚向组织申请了转业,转业的他本来继续安排在福建工作,突然中央统战部要福建选派一人到北京参加全国台联的筹备工作,于是,郑坚奉调入京。1981年年底全国台联正式成立,郑坚担任副会长,主要分管宣传工作。

1982年,美国的三弟、台湾的二妹飞抵大陆来接母亲,一家人相聚北京。一周后,郑母从美国返回台湾。也就在那一年,已经病重的郑水河带着幸福感离世,圆了一个团圆梦。

那时候两岸的关系如履薄冰,为了加强对台工作,全国台联准备出版关于对台的刊物。1983年,《台声》正式发行,郑坚出任杂志的总编辑和社长,然而通往台湾路还很长久。

1987年底,两岸关系终于破冰,台湾当局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几十年未见的同胞等来了这个时刻,回家的路终于通了。郑坚寄出了近40年给台湾的第一封家书,一张薄薄的贺年卡片,中转香港,辗转两个星期把新年祝福带到了母亲的手中。

1988年,台湾的亲人传来消息,母亲在台湾病危,身为长子的郑坚准备动身回家探视,然而,他的申请没有通过台湾当局的审查,直至1991年郑母病逝,郑坚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虽然台湾当局已经开放探亲,但是回台的路比想象中难走,这件事,也成为了郑坚心中的遗憾。

即使郑坚在大陆做了很多对台交流的相关工作,但是这几十年来他从未再踏过那片心中的土地,终于在1998年,借着教授学术访问团的机会,郑坚回到了彰化老家,眼前一切早已物是人非,从少小离家到再次归乡,这条路整整走了五十年。

2008年12月15日,银燕展翅、百舸争流、鸿雁传书——随着两岸空运、海运直航和直接通邮的同步实施,“大三通”终于在这一天从梦想变成了现实。郑坚在北京两岸直接通邮仪式上,向台湾投递了两岸间第一封直邮家书。

郑坚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一家亲。离休三十年来,作为一名台湾省籍老共产党员,自认为是台湾的祖国派,他一直关注祖国统一大业,热情和台湾乡亲作心灵交流。近两年,郑坚平均每月在涉台网络平台上发表一篇评论,努力促进两岸中国人的心灵契合交融。

对于九十高龄的郑坚,看到祖国统一是他毕生最大的梦想。对祖国统一的盼望就像他的四句顺口溜说的:“台翁晚居北京城,静心湖畔好颐年,遥望东南海峡浅,冀祈两岸尽开颜。”他乐观地等着听到祖国统一的春雷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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