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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幸:时代漩涡中的悲欢离合

时间:2018-10-15  来源:  作者:

一间书斋、一架钢琴、一屋子中文、英文和日文的书籍。今年93岁的黄幸如今在北京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年少时在台湾的他曾历经了日本人的殖民时期和国民党的统治时期,并最终投向红色中国的黄幸总是会提到如今这份独立小楼风满袖的宁静得来不易。

回首人生,黄幸的人生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时代漩涡,他出生、成长在战争血泪洗礼与革命风雷激荡的时代,经历过日本的野蛮侵略和殖民地统治,目睹了疯狂军国主义的垮台;亲历台湾回归祖国和专制统治,受到了数十年两岸隔绝之苦;见证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如今已经93岁高龄的他,在回顾整个人生的时候,说的最多的四个字就是无怨无悔。

1924年,黄幸出生于台湾台南一个中医世家,在他的记忆中,儿时在台南居住过的花园町至今在他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那时候的台湾,正处于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中,黄幸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阴影下度过。

从学生时代开始,黄幸就懵懂地明白,虽然官方宣称“台湾人就是日本人”,但实际上,台湾人和日本人是绝对不一样的。在学校的时候,日本老师对台湾学生也很苛刻,挨老师打也是家常便饭的事,黄幸说,“日本人常骂我们是‘清国奴’,说我们是失去了祖国的人。”

“中学的时候在台南二中上学,班里四分之一是日本人,老师就让日本学生管教台湾学生,这个举动导致我们跟日本学生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但是由于老师的偏袒,台湾学生三五不时就被罚站。”黄幸回忆说,也许从那时起,对日本的仇恨就在黄幸心中扎了根。

1943年后,黄幸考上了台北帝国大学。学校里的台湾学生都不曾与日本人有来往,而是到士林自己组织活动。那时候的士林,是一个台湾人聚居区,黄幸与同学、朋友一起参加了进步组织‘协志会’,以士林为中心活动,内容是反对日本人的皇民化教育,保护、弘扬台湾本土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而在协志会的这段日子,也在黄幸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外患未除、内忧不断,但在士林参加协志会活动的5年,却是黄幸人生中一个快乐的黄金时期。在协志会里,黄幸与朋友们一起唱歌、读书。他们找来莫泊桑、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如痴如醉地阅读,还找来各种欧美国家的曲谱,一起唱歌。

“为什么唱欧美的歌呢?一来因为那时协志会还在士林当地的教堂‘兼职’做唱诗班,教会的歌曲大多是欧美歌曲,更重要的一点,为的是不唱日本歌。”说起那时的书生意气,黄幸也不禁莞尔。而在士林的这段日子,不仅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回忆,更是启迪他日后人生观的灯塔。

1945年,日军宣布投降。“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我们都激动地跳了起来。后来从观音山返回学校,我们都是兴奋地一路步行回去。”在这之后,黄幸便从医科转到机械系就读。

1945年10月,台湾光复,中国国民政府收复台湾,各地都在以最热烈的方式欢迎祖国的亲人到来,但令所有台湾民众没想到的是,“亲人”的到来不仅没有改善台湾的现状,反而把台湾再一次逼上了绝境。

台湾民众发现前来接收台湾的政府官员不但不重视民众的报国热情,也没有认真处理战后的民生问题。专制统治者的种种不作为令台湾人民大失所望。终于在1947年,台湾民众在专制统治者的压迫下奋起反抗,震惊中外的“二二八”事件就此爆发。

在这场大规模的反抗运动中,台湾民众与专制统治者爆发激烈冲突,在这之后,专制统治者开始大肆捕捉事件参与者,曾计划武装反抗的协志会学生也四散避祸,黄幸就这样在士林街上一户曹姓人家的阁楼上躲了十多天。

“二二八”事件过后,黄幸通过与协志会朋友的接触,才得知原来在海峡的另一头还有一个“红色中国”。他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同学搞到了一本《论持久战》,读完之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去往祖国大陆发展的想法在他心中萌了芽。

于是在1948年,国民党当局准备招录工科毕业生前往大陆工作,黄幸终于等来了去往大陆的机会。同年10月,在基隆港港口,黄幸在父亲和同学的目送下登上了去往大陆的轮船,谁知这一走,便是几十年。

初到上海的黄幸起初过得并不顺利,但是很快,在其他台湾同乡的帮助下,黄幸也逐渐融入到了大陆的生活当中。在上海的日子,生活是紧凑的,他也知道了什么是革命。在工厂期间,黄幸和其他一些进步青年组成“护厂队”保护工厂设施。

1949年,上海迎来了解放,黄幸和其他台湾同乡都在盼望着可以早日回到故乡,可当最后一封信从上海闵行发出后便再也没有了对岸亲友的消息。黄幸坚信着再过不久便可以回到故乡和家人团聚,可谁知,命运又把他推向了另一个漩涡。

同年4月,党中央为解放台湾做准备,开始筹备建立台训团。4个月之后,华东军区台训团第九兵团在上海成立,黄幸也应召入伍,就在黄幸与战友一起在为解放故乡努力时,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解放台湾的问题就此搁浅。此时,正在台训团受训的黄辛却收到了另外的命令,这回他的目的地是朝鲜。

在抗美援朝期间,黄幸与战友每天都要面对美军在头顶上的狂轰滥炸,每时每刻都有生命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坚持在前线工作,黄幸主要负责对美军进行广播和审问俘虏工作。

“有时为了战地宣传,我们也到前线去。我们躲在抗道里,抗道里搭个土坑,炕上有广播电台和广播材料,我们几个人在上面,工作睡觉都在一起。抗道里比较潮湿,时间长了,腰都落下毛病,连走路都很困难。”黄幸回忆说。

1953年,抗美援朝以胜利告终,黄幸也在1954年被调回国,并留在总政工作。一干就是32年,他曾参加过两次军事斗争。1960年,黄幸跟随大部队去参加西藏平叛,想起在藏区的生活也是令黄幸记忆犹新,他回忆说:"那时很紧张很辛苦,每天都骑着马在草原上跑,整整8个月完成任务才回到北京"。

1962年中印之间爆发了长达一个月时间的战争,最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而告终。在这之后,黄幸被派到西芷琼杰战俘营工作。

1972年底,黄幸被调回总政工作,为中日建交做准备,由于当时的联络部被取消,准备工作无法顺利开展,黄辛与同事决定向上级申请恢复联络部编制。大约一年之后,联络部得以恢复,干部也得到不断充实。

中日建交,为扩大交往打开了大门,日本想到中国参观、交流的人多了,手续也方便了。为了调研,黄幸与同事请了一些日本友人来华,通过他们进一步扩大了交友的范围。

1977年夏,为了更好地开展对日交往工作,组织决定派黄幸到驻日大使馆(在东京)友好交流处工作,职衔是一秘,黄幸主要负责友好交流工作。从这时开始,在整个80年代,台湾出身的干部作为外交官到日本工作,黄幸则是第一个。

“我第一次在东京驻日使馆工作期间,中日友好气氛正处在高潮时期,有人戏说,'尽管有乌鸦不叫的日子,却无没有中日友好活动消息的一天'。1981年结束工作回国,这4年期间,我的工作和心情都是愉快的,日本人民要求日中友好的愿望给我留下深刻的影响。”黄幸回忆说。

1985年,黄幸离职前夕,此时的他被选为北京市台联会常务副会长,开始从事对台工作。在这之后,黄幸正式办理了离职手续离开了总政部,但是离休后的他并未停下自己工作的脚步,1987年夏黄幸接到通知,要他第二次到日本工作。同年9月,黄幸偕老伴赴任,在驻日本使馆担任参赞负责对台事务工作。

在这期间,黄幸在使馆领导下,广泛地与旅日侨台胞,日本有关人士和机构,来自台湾的人士接触,并对他们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和对台政策,表达祖国大陆对台湾同胞的关心和统一的真诚期盼。

而令黄幸没想到的是,在日本工作的这几年期间,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1980年,黄幸的三弟从海外了解到大陆的形势,带着寻找亲人的希望,他动笔写下了寻找大哥黄幸的第一封家书。由于彼此失去音信几十年,他只得把信寄到了1949年黄幸最后从上海闵行寄出家书的地址。

而与此同时的黄幸,也在寻找家人的下落,终于三弟寄出的信辗转到了黄幸手中。从信中得知,父亲在1980年撒手西去,作为长子没能尽到孝道,没能送别父亲最后一面,这件事也成为了黄幸心中永远的痛。在这之后,黄幸便同家人有了书信的联络。

从1980年到1986年,虽然有书信往来,但黄幸与家人都在翘首盼望有一天能见面。终于在1986年,黄幸被派到美国进行学术交流,得知这个消息的台湾二弟和大妹一同参加赴美旅行,同身在美国的三弟一起与他见面。时隔40多年,黄幸终于与家人团聚。

1991年,黄幸结束了第二次驻日工作回到北京,自从1980年与三弟联系后,黄幸每一天都想回到家乡看一看曾经记忆中美丽富饶的台湾和已经40多年未见的母亲。终于在1995年,黄幸在多次努力之下获准回乡。

当黄幸回到老家,双目早已失明的母亲拉着他的手,口中默念道:“孩子,上苍保佑你回来了!”这一刻,黄幸不仅潸然泪下,在他的记忆中,小时候母亲虽然身材瘦小,但是说话声音很响亮,而在47年后再次见到母亲时,她却已经看不到儿子的面容。

回到家乡的黄幸漫步在家中的老宅中,慢慢打量着这座与记忆里相同却有不同的老宅。祖屋没有更多的改变,家里的药铺早已不在经营,屋内的格局却依旧未变,小时候的记忆涌上他的心头,一切似乎发生在昨天。

在这之后,黄幸与当年就读台南二中的同窗好友相聚,见了面的他们看到彼此满头的白发,不仅唏嘘感叹,本以为当年的分别不过是一次再小不过的别离,但谁知命运的作弄,时光悄然声息的走过了47年。

2000年的夏天,黄幸接到台湾家人的电话,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家长期盼作为长子的他能尽快回到家乡为母亲料理后事,但是无奈台当局手续繁琐,批准回台的手续在母亲去世三个月之后才得以批准,黄幸回台的理由也从奔丧变成了扫墓。

从1995年至今,黄幸多次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故乡,也算是了却了他几十年的心愿,如今已经93岁高龄的老人身体大不如以前,可思乡的情绪却是愈发的浓烈,“故乡还是难忘的,思念故乡的心情难以形容,真想在有生之年再看一看。”说罢,黄幸沉默良久。

“回首人生,我可以坦然告诉在台湾的亲友,我在‘二·二八’事件中及其后所做的抉择是正确的,至今无怨无悔。”黄幸说,“我的人生遇上一个又一个的时代漩涡,能参与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进程中,我感到非常幸运。如果说到未来的心愿,就是希望两岸能够和平解决分歧,让离散的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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